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也历来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文明系统。
〔[54]〕换言之，若缺乏具体的分权机制，再完美的民法典恐怕都是摆设，所谓的民法典的宪法功能也只能是民法学者的一厢情愿。在实在法与理想法的区分基础上，相应地就存在法律科学的方法与形而上学的方法之区分，凡不合于一门科学的特定方法的一切因素都摈弃不顾，而这一科学的唯一目的在于认识法律而不在于形成法律。
这里的共同了解，不仅指各方已意识到采取立宪的办法乃是确定国权如何运行无可替代的方法，同时亦指各方对此具有法律信仰，于此达成了真正的共识，即优越的理性势力。〔[3]〕孙宪忠：《论物权法》，后记请尊重财富进取心，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16页。〔[43]〕因此，主张民法至上或民法宪法平行论的法学学者实际上出于对权力的忌惮而将国家权力置于权利的对立面，把权利作为社会转型的唯一支点。〔[40]〕其中，基础规范即是一国法律秩序的基石与所有法律规范的效力来源，对此，凯尔森论述到：法律秩序的规范从这一秩序的基础规范中得来的，证明特殊规范已根据基础规范而创立。一切较理想的较永固的法律制度，均去眼前现实太远，安敷不上。
他的策略与其说是自上而下的，不如说是自下而上的。〔[23]〕同上，第172—177页。如有学者便将美国建国时期的最大分歧归纳为内外两种视野，即联邦党人更多地采用外部视野，因此把国家安全以及保障国家安全所需要的国家能力看得很重，同时也就拥有虽然不甚成熟但仍初具雏形并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国家战略。
亦由此不可否认的是，修宪从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是一种政治性的事件。与此同时，文化往往又与其他形容词并列以作重要定语之用。这种转型不仅是制度性转型，同时也是制度的转型。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文化一词在宪法文本中的运用，概括出文化在最高法中的典型涵义，在此基础上勾画出有关文化的制度图谱。
《报告》指出，这次宪法修改草案的《总纲》，根据全民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将教育、科学、卫生体育、文化各自单列一条。而就算不存在救亡与启蒙相互交叉，甚至不具有明显现代国家与现代公民双向整合的美国，也依然存在着一种将相对主题进行取舍与复合的问题。
而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宪法的其它条文中，又不仅仅只是允许，更是鼓励，甚至是推动和促进。[6] 自上个世纪50年代正式提出以来，双百方针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而其精准的比喻又内在地包容了创作自由的核心理念。那么，宪法当中有哪些关于文化的具体规定？又有哪些特殊的规定方式？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这些具体的规定及其特殊的规定方式背后，又有哪些中国特色的法政含义？这不仅对于中国宪法的研究而言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现实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而言也具有根本而深刻的时代意义。即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所言，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另外，文化所修饰的名词很多，事业、生活、水平、工作、遗产、自由、特点，不一而足，甚至还包括交流、发展、教育、活动这类用作名词的动词。……辛亥革命之后，尽管并没有多少真实的进步，但历史毕竟翻开了新页。进而切入到现代中国的双重任务当中，并承认双重任务前后相续的历史合理性，但终将复合于现代文明共同体的价值目标当中。（三）精神动力 这种复合的精神甚至隐含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
[3] 在此之后的11月26日，彭真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15]在此，该学者实际上是将中国的现代化目标一分为二，即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的双重型构。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物质概念理解上的革命性变革，就在于它揭示了人类实践的客观实在性，从而把客观性原则贯彻到了历史领域，建立起统一地说明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原则，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这里，是否把人类实践理解为一种客观的活动、客观的实在，是全部问题的关键。二、文化在我国现行宪法中的涵义 （一）狭义文化 前文推论，文化与理想、道德、纪律、法制相并列，似为对精神文明具体内涵的阐发，其原因在于可寻史料的记载。
一方面，旧的体制、规范、观念、风习、信仰、道路……都由于皇权崩溃，开始或毁坏或动摇或日益腐烂。依然无外乎现代民智与现代国家，或者说现代国家与现代公民。另一方面表明，《报告》体认作为公民的权利的言论、出版自由、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结 语 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有学者更以此方法解构域外宪政历史发展逻辑：无论是政治宪政主义还是司法宪政主义，又都涉及到现代政治中两个最主要的问题——现代国家和现代公民，或者说作为现代国家之根基的主权的确立和证成，以及现代公民的个人权利的生成与证成。接下来的第六个问题则进一步说明了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从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审视并重视文化发展与繁荣之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标志着文化软实力将正式成为衡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否的一个及其重要的指标。如此，便不难理解文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属性。
相反，这种教育必须同现阶段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坚持实行按劳分配和明确的经济责任制等各项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也只有在这样的思想教育的指导下，各项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政策才能得到充分的和正确的贯彻。另外，新中国自成立以后，曾经确立过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历史的进步绝非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人必须在困境中进行反思，从苦难中吸取教训，并为进步付出昂贵的代价。
并认为用权利和自由这样的概念来表达政策当中所蕴含的观念具有更广的角度[7]。并提出精神文明建设包括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即一是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二是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
更为重要的则在我看来，除了西方宪制之国家与公民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国的宪法实践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以至于国家与公民的二元关系能够融含于一个更高远、更深长的起始当中？回眸世界文明史，西方社会发展的路径并不具有普遍性。[18] 当然，我想进一步反思的是，有助于问题解析的二元化现代，未必有利于一个现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的解决。则在我看来其实是以另一种视角注解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双重压力。后随着社会主义在欧美乃至东方的盛行，五四启蒙运动的传统又逐渐与社会主义合流，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渊源。
甚至可以说，这种落实本身即是唯物之物，而非简单物质、物品。只是李文认为，启蒙再度转向救亡，其原因在于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乃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
[17]这里似乎依然可见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之争，但无论是以中国的根性来摆脱西方的话语，还是以西方的材料来印证中国的道路，对于中国现代化双重任务的认同仍是二者的共同之处。[11] 而如邓正来所提到的李泽厚，在他那篇著名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当中，以五四运动为话头，牵引出启蒙与救亡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共时性双重主题。
现代国家的政体昭示与《总纲》第二条、第三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与此同时，回望百年现代化历程，期间有哪些基本任务？彼此间的历史关系如何理解？其现代化的中国含义与目标在哪里？宪法又是如何体现并反映以上这些问题？正如当我们从法学的角度来探讨现代性的问题时，单一视角的和全方位的、静态的和动态的、平面的和立体的、观念的和实证的、归纳的和演绎的、纵向的和横向的，等等，诸多手法等待我们去选择。
又如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尽管四项基本原则仍旧保留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在以宪法为国家最高法的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疑四位一体地指导着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似乎由此在某种意义上又构成了一国特定的宪政时刻，则对中国宪法的研究又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同时，这是不是说明，改革的动力早在原体制内部就产生了？[8]则又或为破解当下的政治命题提供了一种宪政的视角。
与此同时，我国现行宪法又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当中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其理论的意义首在历史性地区分了，也因此证立了纠缠在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当中的双重任务。
[1]本文将对此提出一些个人的浅见。现代国家的国体明示于《总纲》第一条，也即总第一条。
而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对其做一番审视，则即使单从表述的形式上来看，这种政治色彩的又一次有意退隐，及由此带来的政策用语向法律术语的转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治理模式开始转型的时代特点。进入专题： 现代国家 宪法 现代文明 。
